《群書治要》是唐太宗李世民（公元五九九年——六四九年）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。太宗十八歲隨父從軍，起義平定動亂的社會，戎馬倥傯十余年。二十八歲即帝位後，偃武修文，特別留心於治平之道，休生養民。根據《新唐書》記載如下：
太宗欲知前世得失，詔魏征、虞世南、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，帝愛其書博而要，曰：“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，公等力也！”賚賜尤渥。
　　《群書治要》一書，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，擷取經、史、諸子百家中，有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精要，匯編成書。上始五帝，下迄晉代，自一萬四千多部、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，博采典籍六十五種，共五十余萬言。書成，如魏征於序文中所說，實為一部「用之當今，足以鑒覽前古；傳之來葉，可以貽厥孫謀」的治世寶典。
　　唐太宗在讀《治要》後，在《答魏征上〈群書治要〉手詔》中感慨道：“朕少尚威武，不精學業，先王之道，茫若涉海。觀所撰書，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使朕致治稽古，臨事不惑。其為勞也，不亦大哉!”唐太宗特令繕寫《治要》十余部，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。貞觀九年，唐太宗再次總結閱讀《治要》的感受說：“手不釋卷，知風化之本，見政理之源”(見《貞觀政要》)。由此，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將《治要》作為創建貞觀“盛世”依據的道理了。
如此珍貴的一部典籍，然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，此書至宋初已失傳。所幸者，此書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到日本，從此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、大臣奉為圭臬，成為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經典。據日本尾張國校督臣細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《群書治要》時寫的考例中記敘，早在公元13世紀日本鐮倉幕府第五代武將軍北條實時（亦稱金澤實時），因其“好居書籍”，故在發現《群書治要》後，請中秘書寫“以藏其金澤文庫”，《群書治要》因此得以傳世。後來，此書歸德川家康，他在得到這個本子後，曾於1616年（日本元和二年）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。但此時的《群書治要》已經缺失卷第四、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，殘存四十七卷了。半年後，《群書治要》印成五十一部，每部凡四十七冊。不幸的是，此時德川家康突然去世，印本只是分贈給了德川家康的後裔尾張、紀伊兩家藩主。事實上等於沒有公開發行，所以流傳在外間的不多。1781年，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，尾張藩主家的大納言宗睦，有感於《群書治要》未能流布，便從楓山官庫中借得原“金澤文庫”藏僧人抄本《群書治要》，重新校刊。1786年（日本天明六年）重印本告成，分贈諸藩主和各位親臣。這就是今天流傳於世的天明本《群書治要》。
   本書根據天明本《群書治要》、元和本《群書治要》整理校勘，並對字詞進行詳細註解、對原文和註文都進行了白話翻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