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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世界會好嗎?(現代思想大家梁漱溟晚年口述全文發表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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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基本信息◆ |
書號:9787530964613 |
作者:梁漱溟 口述 |
開本: |
裝幀: |
出版日期:2011-6-1 |
出版社:天津教育出版社 |
圖書類型: |
字數:290000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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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內容介紹◆ |
梁漱溟先生(1893-1988),原名煥鼎,字壽銘,又字漱冥,後以漱溟行世。生于北京,祖籍廣西桂林,順天中學堂畢業,其後自學。中國現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社會活動家、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。1917-1924年執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,1930-1937年從事鄉村建設活動。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,為國事奔走,謀求國內團結。其主要著作包括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《鄉村建設理論》《中國文化要義》《人心與人生》等。 艾愷(Guy SalvatoreAlitto),197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,現任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。著有《最後的儒家》《南京十年的鄉村建設》《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思潮》等。 序言艾愷教授序我非常榮幸能為這本小書作序。我想先說說我與梁漱溟先生兩人對談的因緣。我在哈佛讀書的時候,對梁先生的生平志業產生興趣,以他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,在台灣與香港收集相關資料,尋訪他的故友舊交。礙于當時中美政治局勢,我始終無法前往中國,親見我研究的對象梁先生。1973年初,我頭一次有機會前往中國。在當時,一個美國人能到中國去,仍是極不尋常的異例。為什麼我能成行呢?這是因為在尼克松總統訪中後,幾個中國代表團在1972年陸續來美,而我充當中文翻譯,起了溝通兩國的橋梁作用,所以在1973年時,我與內人才有這個難得的機會可以造訪中國。當時,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個請求,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見面,但由于正值“文革”,時機敏感,我並沒有如願以償地拜見到梁先生,只能抱憾返美。1979年,在我的梁漱溟研究《最後的儒家》出版成書的同時,中國的政治起了巨大的變化。這波改革開放的潮流也改變了梁先生的生活。原本與夫人蝸居在狹小房間的梁先生,被政協安置到有部長樓之稱的22號樓,與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對門而居。有了舒適的房舍,梁先生認為比較適宜見客,便即刻想辦法與我聯系。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來電,電話那頭是一位高齡八旬的石老先生。他是梁先生20年代在北大的學生,剛從北京來美,受梁先生所托,捎來口訊,說是梁老已經知道《最後的儒家》出版了,希望可以與我見面。又過了幾個月,一天課後,有個中國學生突然來見我。他不久前才從北京來美與父親團圓。他拿著梁先生的聯絡地址,告訴我他舊日的鄰居梁伯伯,十分希望可以見到我,看到我所出版關于他的著作。我即刻將拙著寄給他,不久便獲得梁先生友善的回應,約定好隔年一定到北京去拜訪他。1980年我到北京第一天,馬上便去尋找梁先生,他告訴了我他是如何搬到22號樓來。第二天早上,我到梁家正式拜見,梁先生所有的親人都出現在那里,對于我的來訪相當鄭重其事。梁先生將我介紹給他的家人,我則送予他哈佛大學的紀念品,以及一幅他父親的遺作。經過種種波折,在這多年之後,我終于得以與梁先生,僅僅隔著一方小幾,相對而坐,開始對談。之後的兩周,我天天一早便到梁家拜訪,請教梁先生。我將對話的內容錄音整理,後來收進梁先生的全集,現在又單獨出版成書。回顧兩人對談因緣,真是感慨萬千。在我們的對談中,我透過梁先生理解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。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。在我們密集談話的兩周里,頭兩三天梁先生多與我說關于佛家的想法,讓我很感疑惑,便問︰“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開放棄佛家思想了嗎?”他說他都放棄也沒放棄,談到拙作的標題《最後的儒家》將他定位為一位儒者,他表示他可以接受。然而有時他也向我表示馬列主義的科學很好;當談到中國傳統文化,他亦贊美道教。有次提到他因組織民盟而見到馬歇爾,他對馬歇爾的評價很高,認為他是個好人,因為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。那時我相當不解,一個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?既認同馬列思想又贊許基督教?後來終于想通了,這種可以融合多種相互矛盾的思想,正是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。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,雖有許多辯論,但百家學者並不認為自己是特定的一家,比方說現在我們討論孟子與荀子,認為他們雖然一言性善,一言性惡,但都是儒家,是孔子的信徒,然而在當時,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認為自己是儒家。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學術分類,其實是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論及其父司馬談的《論六家要旨》,為諸子百家分門別派,而發明出來的體系。我認為中國文化本就是個融合許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體,卻同時又喜歡分門別類的文化。只需留心便會發現,其實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融合各類的思想于一身。比方程朱陸王,同為新儒家,雖然講義理心性,歧異很大,但他們的思想中都含有許多佛家的成分。晚清的知識分子,如梁啟超、章太炎,固然在政治立場與今古文經學上分踞兩極,但同樣都將佛家、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們個人的學思中。這解釋了為什麼對于受現代學術規範訓練的我而言,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儒家,又是馬列信徒;但對梁先生來說,這完全不是問題。從這點看來,梁先生仍是一個相當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。依我淺見,先秦諸子雖然路線不同,但他們都共享一個宇宙觀,認為宇宙是一體而有機的,天地間的每個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關連,所以在這樣的宇宙觀里,沒有絕對的矛盾,只有相對的矛盾。這種宇宙觀,經歷數千年,仍深植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底層,是以各種不同的思想成分,可以共存在一個人的思想里,運行不悖。梁先生與我談話的內容,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請教20世紀初的人事。為何我不靜靜听梁先生抒發他的想法,而要詢問他許多過去的交往呢?我是歷史研究者,自然會希望多多保存歷史資料,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後一個健在且頭腦清明的人,曾經親身經歷參與過這幾十年中國文化劇變,並且和許多重要知識分子相知相交過。他的回憶是寶貴的,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導談話,希望可以將這些獨一無二的經驗記錄下來。像我這樣,等到傳記完成出書之後,作者才終于見到傳主,在中國近代史學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。與梁先生談話之後,我在《最後的儒家》一書最後加上一章,增補修定了原書的一些未竟之處,特別是他在“文革”期間受苦一節,由于我未能在書成前與他見面,也沒有相關記錄流通,所以不知悉細節,也無法載入書中,後來與他談話後才知道實情,補充在這最後一章里。大體來說,我並沒有在親見梁先生之後,修改拙作的結構與內容。與他談話之後,我發現梁先生表里如一,他的文章誠實地反映出他的觀感,未曾因為要順應時局而掩飾真心,所以我透過文字所見到的梁先生,與我後來實際上對談的梁先生,是一致的。是以我雖無緣在書成前見到他,但透過他的文章,我仍然深刻地認識到梁先生的真實的性格與想法。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角度看來,我認為就算再過一百年,梁先生仍會在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,不單單是因為他獨特的思想,而是因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。與許多20世紀的儒家信徒相比較起來,他更逼近傳統的儒者,確實地在生活中實踐他的思想,而非僅僅在學院中高談。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體現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理想,就這點而言,他永遠都是獨一無二的。2005年9月于芝加哥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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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圖書封面◆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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